引子：被“国家项目”笼罩的贺兰县

　　在宁夏银川贺兰县，一场以“国家扶贫”“西部大开发”为幌子的传销骗局正悄然蔓延。这里看似普通的小县城，却因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、不断新建的小区以及街头巷尾“国家机密”“行业红利”的神秘宣传，成了传销组织滋生的温床。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，带着对财富的渴望、对家人的信任，或是被表象迷惑，纷纷陷入这个披着“合法外衣”的陷阱，上演着一幕幕亲情撕裂、信任崩塌的悲剧。

　　一、张先生的表哥：被“双向扶贫”困住的亲情

　　在宁夏银川贺兰县，来自南方的张先生正陷入深深的焦虑。他受表哥邀请来此包工程，然而到了之后才发现，所谓的工程根本不存在，表哥和一群人每天都在“听课”。到张先生讲述时，已经是第五天了，表哥深信这是一个“国家人力资源双向扶贫项目”。

　　张先生敏锐地察觉到，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传销组织。但目前他住在别人家里，说话诸多不便。更棘手的是，表哥大约今年四月份就来到这里，已经深陷其中。表哥的家人也全部参与其中，他们坚信传销人员的话，即便张先生等人尝试劝说，也无济于事。表哥的姐姐、姐夫、父亲都被洗脑，尽管姐姐不在当地，但在老家同样对传销深信不疑。张先生虽适当进行了劝说，但表哥被深度洗脑，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。

　　张先生忧心忡忡地问道：“这种情况报警有没有用?”他既担心表哥越陷越深，又不知如何才能帮助表哥和家人摆脱这个可怕的骗局，言语中满是无奈与焦急。

　　二、林女士的父亲：退休老人的执念与觉醒

　　南京的林女士遇到了类似的难题。她的父亲，一位73岁、高中学历的工厂退休工人，被“西部大开发双向扶贫项目”深深吸引。父亲非要去宁夏银川贺兰县投资33500元，已经投入了3500元，还差3万。

　　林女士苦口婆心地劝说，还给父亲看了反诈骗视频，但父亲根本不相信。几年前，父亲就去过这个地方，当时没有投钱，在家人的劝说下回了家。然而，几年后，经别人邀请，父亲又心动了。别人给他买了火车票，他铁了心要去，声称“正想去玩玩，这个盘子年头蛮久，看人家都发财了”。

　　在九月中旬，李旭反传防骗团队介入劝说后，林女士的父亲才彻底醒悟，不再坚持去银川贺兰县。但此前，家人的多次劝说都如石沉大海，父亲的固执让林女士倍感无奈，也凸显出传销组织对老年人洗脑的严重性。

　　三、柳先生的疑惑：六位数收入的假象与真相

　　柳先生同样身处贺兰县，正在了解“西部大开发传销”。他看到传销组织中，上总的人宣称月收入都是六位数，手机短信显示的银行卡信息也确实如此。这让柳先生十分困惑，他不明白传销真的能赚到这么多钱吗?为什么每月都有六位数到账?是故意转进去给他们看的吗?

　　此外，柳先生还注意到，贺兰县当地人不多，但到处都在建房子，小区越来越多。他疑惑国家为何要一直建房子，是不是开发商知道有很多外地人来做传销，故意建房子租给他们?而且，传销组织宣称这是“国家行为”，大街上有保护国家机密的宣传，电梯里也有类似广告，这让他更加迷茫。

　　柳先生质疑道：“国家为啥不管?这里本地人不多，外地人这么多，他们在这座城市消费会不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?如果这是骗局，为什么这么多现象都好像在支持它?”他渴望找到“上总”老总的揭秘录音或视频，以揭开这个骗局的真相。

　　四、于女士的遭遇：被“扶贫项目”欺骗与讨钱无门

　　于女士也陷入了贺兰县的传销漩涡。她了解到，这里打着“西部大开发人力资源双向扶贫项目”等旗号，宣称投资33500元，通过层层发展下线，上总出局后可领300 - 500万元。

　　于女士发现这个项目真真假假，难以分辨。她质疑贺兰县是否是特区，为什么警察不管，这真的是所谓的“利国利民利己”的国家行为吗?她注意到大街上有保护国家机密的宣传，电梯里也有此类广告，当地政府似乎默认了传销的存在，无死角的摄像头下，传销活动依旧猖獗。

　　于女士表示自己已经入单，但她发现了诸多疑点。比如，大经理达到600分后去深圳领黄金标志，鼓吹的到“邓公厅”喝茅台吃国宴，都是编造的谎言，实际上去的是一个普通餐厅，而隔月大经理的巨额分红也是子虚乌有，收益的多少取决于下线申购份额来计算，不是国家项目，就是分钱游戏。她离开后发现，传销组织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意识到自己被骗。然而，她的东西被传销组织压着不给她，推荐人还以各种理由阻拦，甚至声称“警方查了又会放了，警察走个过场保护他们”。

　　于女士气愤地说：“我此生最痛恨欺骗，他们把我骗过去，还说这是国家的红利、投资“一带一路”等垄断行业分红，还把我气得要死。我帮过他们，他们却这样对我。我离开后才发现问题，现在想拿回钱，他们还不让别人把我的东西寄回，我该怎么办?他们最怕什么?微信记录算证据吗?现金申购后给的档案编码卡又有什么用?”

　　五、骗局背后的思考：亲情、信任与监管的缺失

　　这些案例反映出贺兰县“西部大开发双向扶贫项目”传销骗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。一方面，传销组织利用人们对国家政策的信任、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对家人的关心，通过亲情邀约、虚假宣传等手段，将人们一步步引入陷阱。表哥邀请张先生，父亲执意要去投资，都是基于对“国家项目”的深信不疑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传销组织的洗脑手段极其狡猾，他们通过营造虚假的繁荣景象，如展示六位数收入、宣传国家行为等，让参与者深信不疑。即便有反诈骗视频和外界的劝说，也难以打破他们被构建的“财富幻梦”。

　　同时，这也暴露出监管的缺失。于女士提到无死角的摄像头下传销活动依旧存在，警察似乎只是“走个过场”，这让人不禁质疑当地监管部门是否存在不作为的情况。而传销组织对参与者财物的扣押，以及推荐人的嚣张态度，更是严重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这些被骗者的经历，不仅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提醒着我们要提高对传销的警惕性，加强对传销的监管和打击力度，避免更多人陷入此类骗局，守护好亲情、信任和社会的公平正义。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些问题，采取有效措施，让贺兰县不再成为传销的温床，让那些被骗的人能够早日摆脱困境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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