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9日，李旭反传销团队获悉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一起“善心汇”网络传销案，一审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，宣判后，董奎不服，提出上诉。二审宣判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系张天明等发起的传销组织，利用善心汇网站“善心汇众扶互生大系统”会员管理平台（以下称善心汇平台），以高额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，通过拉人头、交纳会费方式发展会员。注册善心汇会员要通过推荐人的善心汇平台链接（或二维码）进行注册，并通过推荐人向善心汇平台交纳300元购买“善种子”用于激活会员账号，账号激活后，会员需要上传身份证，填写银行卡信息、住址信息等个人信息。

会员通过审核后，在善心汇平台选择赠予区域（也就是投钱的区域），赠予区域分贫困区（1000元-3000元）、小康区（1万-3万元）、富人区（5万元-30万元）、德善区（30万元-1000万元）及特困区（1000元-2000元，需要有特困、残疾证等证明），善心汇平台系统按会员选择的投钱区域内受赠（或受助）的会员进行匹配，匹配成功后（匹配时间根据区域不同从3天到60天不等），善心汇平台系统将匹配受赠会员的银行卡、手机号信息以及受助金额通知赠予的会员，并要求在24小时内打款给受赠会员，这个过程善心汇称“布施”，只有完成布施才能“受赠”，受赠会员需向推荐人（上线）或善心汇平台商城购买、使用善心币（每个100元，按选择投钱区域需一定数量善心币）进行排单，等待善心汇平台在相应的时间内匹配布施的会员打款。

完成布施、受助为一轮，善心汇平台继续进行匹配进入下一轮。会员每一轮收益按选择投钱区域不同收益不等（如特困区为50%、德善区为0-5%）。会员通过发展下线提成下线会员的第一、三、五代会员的投资作为奖励，第一代提成6%（其中3%作为奖金，另—半3%转为善心币，下同），第三代提成4%，第五代提成2%。普通会员通过交纳一定资金升为高级会员，高级会员分为功德主、轮服务中心级别，功德主分又为A、B级，轮服务中心分为，A、B、C级。

2016年左右，被告人董某通过他人介绍注册成为“善心汇”传销组织会员后，积极向其亲戚、同学、同事等推荐加入善心汇发展成为其下线会员，并通过微信社交工具建立交流善心汇的微信群，在群内发送善心汇的制度、运作模式、讲课视频等，对其下线会员进行管理、培训等。

董某先后发展了纪某等直接下线会员，对善心汇传销组织的扩大起到关键作用。经湖南省鉴真司法鉴定中心提取的“善心汇”会员电子数据表明：董某本人名下“善心汇”账户系普通会员，在整个会员网络中处于第13层，其下级网络有7层，共发展182个会账号。该账户共完成18次赠与，累计84000元，16次受助，计86600元。

截止2017年7月24日，已支出善种子85个，剩余善种子6个，已支出善心币618个，剩余善心币20个，已支出善金币25698个，剩余善金币250个，管理钱包已支出23920元。董某在明知“善心汇”为传销组织的情况下，仍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散布、煽动其他会员捐款，找法学专家论证“善心汇”的运营模式合法，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。

一审宣判后，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。上诉人董某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、辩护意见主要是：上诉人虽参加了传销活动，但仅为普通参加者，本人也被骗30万元，无组织、领导行为，且原判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上诉人不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。

关于上诉人董某及其辩护人所提“上诉人虽参加了传销活动，但仅为普通参加者，本人也被骗30万元，无组织、领导行为，且原判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上诉人不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”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。

经查，在案立案决定书、善心汇组织信息明细表、微信聊天记录等书证，鉴定意见，视听资料，证人纪某、方某、刘某、逄某、陈某、黄某、泥某国、泥某清等人证言，以及上诉人在案供述均证实，上诉人加入善心汇传销组织后，虽然系普通会员，在此期间也投入部分资金，但其主观上明知善心汇的运作模式，客观上积极向他人宣传、推介善心汇，发展下线人数众多并从中获取利益，且通过微信等网上即时通讯工具对参与人员进行管理、培训等，对善心汇传销活动不断扩展、蔓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，原判据此认定上诉人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，并系从犯正确。故，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，不予采纳。

二审法院认为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董奎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定罪准确，量刑适当，审判程序合法。依照相关法律之规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[此文来源：李旭反传销团队，版权归原作者，如侵权，请联系删除]